《浦江红侠传》连环画，印数高达二百余万册。

张小兰向梅宇宽诉说身世。

梅宇宽奉命在租界马路上“抄靶子”。

梅宇宽周旋于帮会人物之间。

梅宇宽向刚参加地下工作的张小兰布置任务。

汉奸杨大四子向松田出卖情报。

得到梅宇宽的情报游击队在布置战斗任务。

阿章

    编者按：三十二年前的报纸已经泛黄薄脆，可一定还有人记得，三十二年前的那个早春，许多上海的市民，是那样期盼着每天的《解放日报》，只因时隔多年，他们第一次看到报纸开始连载小说——《浦江红侠传》。连载这种形式让人牵肠挂肚，女主人公“张小兰”的曲折命运更是让人担惊受怕，一张报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小说的创作者，正是刚从贺兰山下回沪、因被错划为“右派”而禁笔二十余年的老作家阿章（郑秀章）。

                   飞鸟恋故枝 写作是最爱

    1979年前的秋末，从贺兰山缺乘上火车的我，经过“八千里路云和月”、整整四天三夜的颠簸，终于回到暌违已久的上海。列车员手持喇叭筒高喊：“前面就是终点站上海北站，请乘客们照顾好自己的行李，依次下车，不要拥挤。 ”归心似箭的乘客们都兴奋了，欢声笑语不断。我却心情复杂，身藏“父病危速归”的电报，既惦念老父的病情，恨不得肋生双翅，飞到老父病榻旁尽我孝心，又感到“近乡情更怯”，因为我已离开原来的工作单位《解放日报》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来从未去原单位，只缘我有心结：“无颜见江东父老。 ”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的短篇小说《寒夜的别离》，被姚文元的《论修正主义文艺思潮》一文诬蔑为修正主义文艺作品的典型。接着，我即被发往西北边疆，度过了被“禁笔”与小说写作隔绝的二十一年。如今，《解放日报》已为我平反改正，并将此决定和恢复党籍的通知寄到贺兰山下。

    回到上海，老父经急救迅速好转，我松了一口气，便去《解放日报》看老同事、老同学、老上级了。走近汉口路274号那扇朴素的大门时，心里仍是忐忑，《解放日报》是否还把我看作“有改正之名无改正之实”的“右派”？

    没想到《解放日报》的同志们热情接待我。还派了记者到我家采访并为我发了一条小消息，接着报社编辑部为我召开了落实政策会，总编辑王维同志亲自参加，为了给我以宽慰，他谈了“三反”运动时，他在安徽某报任总编辑时，因证据不足，不赞同对一个经理隔离审查，他反而被诬为 “大老虎”，下了大狱，险些被处决。我深知王老总的心意，不再对自己那些年的坎坷遭遇耿耿于怀了。他又嘱组织人事部门先为我办理借调手续，让我回到解放日报文艺部工作，并设法正式调我回来。

    本来我在西北是一棵草，这时却变成了一个“宝”。当地单位不肯放我，当时即将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他们内定我为代表，寄来了代表证和有关文件，并通过有关同志口头转告，拟将我安排到宣传部负责文艺处工作。我哪是这块料？我一一谢绝他们的厚意，我想的是趁退休年龄到来之前，让我搞些创作，写点作品，以弥补已经损失的二十一年大好光阴。后来多亏陈沂同志做了工作，才正式调回离别二十多年的《解放日报》工作。

                         敏锐开先例 读者爱小兰

    是时，“四人帮”覆灭，重新出山的总编辑王维同志以敏锐的战略眼光、高瞻远瞩的胸襟，提议《解放日报》刊登连载小说，为党报联系读者开辟一条新途径。要知道，当时的社会对于党报的认识止于严肃权威，而连载这样的栏目多少显得太过闲情逸致了，“文革”后的报坛尚无先例。王维同志的这一决定在那一个历史阶段确实需要 “第一个吃螃蟹者”的勇气。

    知人善任的他将这一任务就交给了我。我欣然接受，我想这是我学习创作的机会降临了。我先后拜访老作家秦瘦鸥、沈寂、田遨等，向他们约稿。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与文学创作绝缘廿一载的我，只得鼓起勇气，试着重操旧业，心里却七上八下，不知道自己画的是虎还是猫，这碗饭还能不能吃下去？

    写什么呢？当时，中共上海市委为在“文革”时期遭受“四人帮”诋毁、污蔑的地下党组织和惨遭迫害致死的地下党员平反，同为地下党员的我百感交集。我想，我也可以通过作品为地下党员“平反”，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刻画他们的真实形象。于是我采访了一批解放前打入日伪、蒋帮警察系统的我党地下特别支部的老共产党员刘峰、刘友谅等同志，构思一部“在行动中刻画人物”的小说，取名《浦江红侠传》。这部小说的题目是丁锡满同志和我商量拟定的，题书也是他的墨宝。

    那天，在三楼总编辑王维同志那间办公室，我向领导汇报小说的主题思想和故事梗概。听取汇报的有总编辑王维，副总编辑栾保俊和分管文艺部的副总编辑储大泓。他们一致肯定我的构思，希望在这年的春节前后开始刊登这部连载。在领导的支持鼓舞下，拙作便于1980年2月17日起在解放日报上连载。于是便有了粉碎“四人帮”后，全国报纸中发表连载小说的首例。这第一篇连载，因时间匆忙，也是出于报社领导对我的信任，他们允许我边写边登，通常是写好五至七天的稿子备用，这也为后来对故事情节作调整留下了余地。

    由于上海的党报刊登连载，连载又是上海读者久违的栏目，加之所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上海地下党员与日寇斗智斗勇的故事，很受广大上海读者的喜爱。据发行部门反映，刊登此连载后，解放日报发行骤增，因受纸张供应限止，只能加印6000份；热心的读者一早就站在门口等待送报员，一打开解放日报，便迫不及待地先看“张小兰”（读者关心小说中女主人公张小兰的命运，将此连载简称为 “张小兰”）。不断有读者来电、来信，或询问张小兰的命运、下落，或打听是否确有其人其事，渴望了解明天登些什么？等等。

    广大读者对小说中女主角的关心出乎我的意料，这部小说的题目是《浦江红侠传》，顾名思义，应以“红侠”——小说中的主角梅宇宽为主，作者也是着力描写这位战斗在日寇心脏里的抗日英雄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和他的机智勇敢、临危不惧、化险为夷，等等。

    而文中的女主角张小兰仅仅是梅宇宽从事地下工作的助手。如果说，作者是从刘峰等地下特别支部的党员，特别是从刘友谅同志的斗争事迹中，取得了大量创作素材，较为顺利地树立梅宇宽这一英雄形象的话，那么对张小兰这一女主角，作者并未采访到该支部的女党员。仅仅是写了生活中一桩事实：刘友谅曾经救过一名跳黄浦江的舞女。我把这一救人场面写在小说的开头，这是生活中的真实。

    小说是允许创作想象和虚构的，我把这名获救的舞女称之为张小兰，进而发挥想象力，写她的进步，写她协助梅宇宽做地下工作，最后她提高了觉悟，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浦东游击队。应该说，在当时沦为“孤岛”的上海，抗日爱国的、有觉悟的妇女有不少是走上这条道路，参加了新四军的。与梅宇宽相比，我的笔下对张小兰着墨较少，但广大读者却分外关心张小兰的命运，也许从写她跳黄浦江开始，读者就“哀其不幸”，深深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并自然而然地希望她进步，但愿她在共产党员梅宇宽的影响下改变自己的命运。小说中的她终于成为新四军的一员，这也正是符合广大读者愿望的。作者笔下的张小兰，也许正应验了“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谚语了吧。

                     原型刘友谅 智慧又忠诚

    刘友谅同志是拙作 《浦江红侠传》中人物原型之一，这部小说中有不少故事情节取材于他的战斗经历。他是解放前我地下党上海伪警察局特别支部的成员，抗日战争时参加我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占领上海孤岛，为镇压上海抗日爱国人士，日寇霸占了威海路某中学校舍，组成以日本宪兵特务为骨干、也吸收了部分中国警察为辅助力量的日本宪兵队 “特高课”。热爱祖国、献身革命的刘友谅同志奉组织之命，打进了这一虎穴狼窝，为我党和人民工作千方百计取得情报，并尽可能援救抗日志士。

    《浦江红侠传》的全部素材，取自上海伪警察局地下党特别支部诸同志。创作之前，我曾访问了该支部的五六位老同志，其中就有刘友谅同志。我把他们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捏在一起，加以想象、发挥、塑造了一位抗日英雄、小说中的主角梅宇宽。

    记得这部小说构思成熟以后，我曾把小说的故事梗概、正反面人物的矛盾冲突、曲折斗争等向他汇报，征求他的意见，并告诉他这是一部小说，主要人物必须典型化，故事必须完整，必须反映出时代特征，因而不能局限于某一人的自传，势必突破个人自传的局限。具有高度觉悟和坚强党性的刘友谅同志不计较个人得失，听了我的汇报后表示充分理解，他说他自己也是文学、戏剧的爱好者，读过不少文学著作，他鼓励我摆脱真人真事的束缚，展开想象的翅膀，努力刻画地下斗争的抗日英雄形象；他保证全力支持我写好这部小说，为地下党员恢复名誉，恢复被“四人帮”丑化、否定的地下党员的英雄形象。同样，特别支部负责人刘峰同志等不仅与我细谈当年在伪警察局斗争的事迹，更鼓励我写好这部小说，希望能早日在《解放日报》上连载。

    于是，我大胆放手地投入创作。每写好一部分就将校样送请刘友谅同志过目，听取他的意见、建议；有时我派人将校样送给他，他看后立即送还，校样上留下了他认真推敲后的墨迹，令人感动！

    刘友谅同志对党的忠诚、对抗日战士的爱护是极其感人的。例如，他曾告诉我，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听到一名中国通的日本特务在接电话，对方告诉这特务，有一名抗日分子从苏北来沪，在某时到某码头，与同党接头，云云。这名日本特务立即电话布置76号汪伪特务去逮捕接头人。刘友谅听后，焦急万分，当时他通知组织上转告已来不及，而且也不知这位从苏北来的同志是哪一系统的，一时无法联系。他冷静分析后，估计76号汪伪特务执行日本特务的命令不会那么敬业，这伙吃喝嫖赌的汉奸败类，松松垮垮，多少会拖延一些时间。于是，他借口出外办事，果断地跑到某码头。果然汪伪76号特务尚未赶到，他身穿伪警制服，在码头上大摇大摆走来走去，注视着可能是在此接头的苏北来人。他说，我这么装腔作势，估计苏北的同志会提高警惕，赶紧撤退的。后来，事实证明，晚到一步的76号特务扑了个空。

    记得他还告诉我，他身在虎狼窝中，由于工作需要，练就了独特的记忆力与识别力。例如，重要的电话号码，他只消听一遍就牢牢记住。与他同一办公室的日本特务背对着他打电话时，他听着拨电话盘的声音长短，就知道电话号码数字，立即知道这电话打到何处，并从日本特务的电话交谈中获得重要情报，晚上他便悄悄找上级领导转告这一天得到的情报。

    刘友谅同志工作极其重要，必须严格保守秘密，即使对自己的妻子也不能透露半点。而他因工作需要，经常晚上要出去送情报，又不能告诉妻子去哪里，不免引起妻子的误会和怀疑。因此，妻子有时悄悄跟踪，有时与他哭闹，他严守党的机密，又不便解释，使他很苦恼。后来上级领导以朋友、同事的身份，一再去他家，做他妻子的工作，情况渐渐有所改善。

                       艺术遭误解   “枪毙张小兰”

    1980年的那个春天，《浦江红侠传》红遍上海滩，《解放日报》也是一时间洛阳纸贵。正当事事顺遂时，却不料发生了一个并不愉快的插曲，因此也多少改变了我笔下男女主人公的命运。

    本来，我要把刘友谅同志提供的很多机智勇敢的事迹写入小说，让主人公梅宇宽的英雄形象更加感人。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刘的妻子到报社找我“问罪”，她主动“对号入座”。她认为小说《浦江红侠传》中的梅宇宽就是刘友谅，刘友谅的对象是她而不是张小兰。她要求我在小说中“枪毙张小兰”，由她取代张小兰，否则就不许刊登。她坚持要“腰斩”这部连载小说。这令我哭笑不得。张小兰是作者创作的人物，她是这部小说中的女主角，是正面形象，岂能“枪毙”？作者如此敌我不分，广大读者能接受吗？我们反复、耐心、细致地做她的思想工作，但难以奏效。由于她多次来报社找我，我无法安心继续创作，只得“大笔一挥”让张小兰早日去浦东参加游击队，草草结束了这部小说。记得当时这位老太连续几天守在报社大门口，坚持要报社领导“枪毙”张小兰。那些天，我们都只能从报社食堂的那扇小门悄悄进出。好在报社领导坚持原则，当然不会迁就她，但她毕竟是有功之臣的妻子，总得设法解决。

    于是由我写一份报告，详细介绍自己的创作过程，呈送上海市委主管宣传、文艺的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同志。陈沂同志创作经验丰富，对作家创作的甘苦很理解，他认真做了调查研究，倾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后作了批示，肯定《浦江红侠传》是创作，是小说传奇，而非真人真事的人物传记，并嘱有关方面做好思想工作，终于将此事平息下来。当时，我既要应付那位老太，又要赶写连载，还要给市委打报告，一时顾此失彼，恨不得有三头六臂，也真正体会到“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感觉了。

                     改编为电影  沪剧联袂上

    后来，上影厂将这部小说改编拍摄为电影。上影厂根据小说最后一个情节，取了一个精彩的片名《开枪，为他送行》，人物和故事均忠实于原著且更完美。此片当时在全国发行数百个拷贝，曾列入爱国主义教育片，在电视台一再放映。将拙作改编为电影剧本的是著名电影编剧沈寂，编辑是五十年代劳动报的老记者、我的文友徐世华。老沈是柯灵的高足，“孤岛”时期因参加爱国进步活动令日伪忌恨。孤岛沦陷后，日寇曾逮捕老沈，严刑拷打，老沈坚贞不屈。因此老沈对这段生活是熟悉的，编来得心应手。经过他的再创作，剧本得以顺利通过，演员选定了，摄制组也成立了，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风云突变，该厂有人认为，当时《游击队之歌》唱道“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武器、子弹均应夺自敌人手中。剧本中怎么可以出现向敌方买子弹的情节？岂非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我军的威风？于是剧本搁浅，摄制组解散。我们人微言轻，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诚可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只得去苏州，访问苏州市前市长、新四军浙东纵队浦东支队支队长朱亚民，争取他的支持。他说，他早就看过 《解放日报》上连载的《浦江红侠传》，表示满意，但认为写得不够，还有很多动人的事迹应该写进去。我们问他，是否有向敌伪购买子弹之事？他说，打起仗来，子弹消耗是大量的，在战场上缴获的只是一部分，大多是我们自己制造、翻造，还有就是向敌伪购买。他还谈起人民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把购得的子弹送到我军手中的感人故事。抗日老英雄朱亚民同志的谈话具有权威性，迷雾一扫而空，此电影终于得以开拍。

    在此之前，上海沪剧团和长宁沪剧团先后将《浦江红侠传》改编为同名沪剧，分别由马莉莉、陈甦萍担任女主角，连演不衰。上海、南京有关出版社还根据拙作分别改编、出版了三种不同版本的连环画，印数高达二百余万册。

                      以先睹为快 为连载“腾地”

    当时的《解放日报·朝花》副刊一周只有三四个版面，连载的《浦江红侠传》附属于《朝花》，断断续续，并非逐日刊登，对此读者来电来信反映强烈，要求每天都能看到连载。本市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的吴士海读者当年来信说：我们这里不少青年找报纸看 《浦江红侠传》，关心张小兰和梅宇宽同志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如何工作。他们都在担心着！远在北方天津的读者李淑云也来信说：《浦江红侠传》隔两三天才登一段，真叫人着急。希望贵报给它腾出 “空地”，免得读者看了这段忘了那段。至于补购刊有《浦江红侠传》的报纸，并将刊有这一连载的报纸剪下装订成册更成为当时读者的乐事。根据广大读者的要求，当时的《解放日报》立即改进工作，给连载以独立版面，每天连载不断，这一传统保持至今。

    尽管《解放日报》连载《浦江红侠传》，距今已有三十三年，将近三分之一世纪了。但人们似乎并没有忘记它，前些日子，北京某影视公司派专人来沪找我，洽谈这部小说的版权，他们拟将它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接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了当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绘制的连环画，并赠与我样书，印刷装订颇为精美。

    被迫搁笔二十一年的我，通过写作《浦江红侠传》又恢复了创作的活力，继续为《解放日报》和《大江南北》月刊写了几部连载小说和文章，聊以弥补这二十一年荒废的创作光阴。

    （本版图片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