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岚

　　张林岚是一位从事新闻工作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著名老报人，曾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他长期用“一张”笔名撰写贴近时事、思想深刻、文字隽永的短评，在广大读者中享有美名。本版内容选摘自《故事新闻：张林岚九十年回忆录》，该书由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3月出版。

没有想到，一到《新民报》就会碰上这么一条大新闻

　　1945年8月28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下午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他是应蒋介石三次电邀，来进行国共两党和谈的。几乎是同一时刻，我也在这天下午三点多钟到达重庆《新民报》所在的大田湾。毛泽东的消息是由《新华日报》首先发布的。当天的《新民报·晚刊》转载了一条短讯。毛泽东怎么会亲临重庆与他的死对头蒋介石言和呢？国民党人事先纷纷预测，都说他决不会来——来了就回不去。同情共产党的人也不相信毛泽东会冒险深入龙潭虎穴。真是出人意表：他来了。我也没有想到，一到《新民报》就会碰上这么一条大新闻。

　　《新民报》每天出日、晚两刊，编辑部是分早夜两班工作的。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新人，一进办公室就由刚刚认识的日刊总编辑方奈何介绍与同事们一一见面。同班的同事有梁维栋、吴乃琨、邹震、俞理明、刘桂梁，全是“方的人”，梁、吴是老编辑，“行伍出身”，邹、刘、俞为燕京大学新闻系科班出身。还有两位的身份，过后方知：刘励生是地下党，饶孝善传说是国民党特务。方对我说：“赵荫华信里已向我作了介绍，你是有经验的，今天你就算正式上班了。能碰到这样的大新闻，很难得，一大喜讯哟!”像游子回家，我感到亲切。随即找到了与方相对的座位，看起稿子来。

　　这次去重庆市郊九龙坡机场采访的是采访主任浦熙修，她与《大公报》的女记者彭子冈是新闻界的老姐妹，志同道合，并肩战斗，十分活跃。毛泽东到重庆的消息，国民党中宣部通令各报“低调处理”，到机场采访的只限外国记者。浦熙修、彭子冈两人是《新华日报》采访主任石西民得到内部通知、才坐一辆吉普车赶往机场的。我已久闻浦熙修之名，这天没有见到面就看到了她的稿子。她详尽地报道了毛泽东从机场到临时下榻的张治中公馆、一路受到街头群众欢迎的盛况，反映了大后方人民对和平、民主的殷切期望，我做的标题是《走向和平建国之路——毛泽东为团结而来》。

　　我负责编日刊的社会新闻版

　　《新民报》社址本来在重庆市区通远门七星岗，1937年5月3日、5月4日和1940年8月18日的敌机大轰炸后，疏散到了西郊大田湾。除了编辑、经理两个部门在一幢两层楼上下办公之外，所有职工宿舍是竹篱涂泥、稻草盖顶的简陋茅屋。做夜班的日报职工夜半由报社供应一顿消夜。

　　采访部为便于工作，仍在七星岗，对面是大轰炸后仅存的一幢楼房，楼下是营业部，楼上是社长陈铭德夫妇的办公室——他是《新民报》的创办人、南京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夫人邓季惺是公司协理兼《新民报》重庆社和成都社经理。陈铭德是个办报的能人，很能惜才养士。虽然我进报社之后一个多月才见到他，并得到他的认可，但在此前早已听说关于他“夫妻老婆店”的创业史。他是四川长寿人，长得疏眉朗目，待人热情恳切，是一个刘备型的老板。上世纪二十年代毕业于北平政法大学新闻系，曾在中央通讯社任编辑，早年与王昆仑、许宝驹等同学一同加入国民党，但始终只是挂个名，并不参加组织活动。因为他看到新取得政权的国民党很快变质，实行专制独裁，钳制言论自由，越来越背离孙中山的政治主张，苦闷之余产生了自己办一张独立于体制之外的民间报的想法。中央社的青年编辑吴竹似、刘正华跟他旨趣相同，业余之暇常上夫子庙的茶馆商量办报的事。中央社南京分社主任余唯一是四川同乡，很支持年轻人的抱负，帮他们出主意，又让陈铭德脱身出来筹备出报。

　　同年9月9日，一张新的报纸在南京洪武街两间低矮的平房里出世，报名仿照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时期的《民报》，前面加了一个“新”字，除了继承革命传统之外，又有“作育新民”之意。《新民报》创刊后因为主张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特别是在“九一八”“一·二八”等事变中，坚持抗日救国立场，因而受到青年学生、公教人员和城市平民的欢迎。“一二·九”运动前后陆续有左翼文化人参加报社工作，报纸更有了鲜明的进步倾向。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中间偏左”的编辑方针，成为《新华日报》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一支友军。《新民报》在南京陷落撤往重庆时，周恩来闻讯，曾在武汉关照郭沫若：“你与《新华》《新民》两家都有些关系，今后要帮他们加强联络，多多协作，共同做好抗战宣传工作。”

　　由于中共的暗中支持，也因陈铭德注意在大批流亡大后方的文化人中延揽人才，新民报社拥有了老报人张恨水、张友鸾、张慧剑和青年主笔赵超构这样的“四大台柱”，人称“三张一赵”。此外，如夏衍、陈白尘、吴祖光、谢冰莹、黄苗子、郁风、丁聪、碧野、聂绀弩、孙伏园、陈迩冬、凤子等人都先后担任主笔、副刊主编或“特约撰述”。至于郭沫若、田汉、阳翰笙、施复亮、徐悲鸿、老舍、王昆仑等，战前原已在《新民报》兼职或写稿；国民党元老中的何香凝、柳亚子、于右任、吴稚晖等人也常有诗文发表。

　　大后方文化界有人以中国古典小说为喻，比拟几家主要报纸的政治态度、编辑风格，说《中央日报》是《施公案》，军方报纸《扫荡报》是《荡寇志》，《大公报》是《三国演义》，《新民报》则被喻为《儒林外史》，因为它是以大量社会新闻、文化消息和嬉笑怒骂的做派赢得读者欢迎的。五花八门的小言论、小品文、漫画、讽刺诗，天天在揭露社会黑暗、官场腐败，鞭挞丑恶现象，为老百姓鸣不平。它的新闻标题辛辣尖刻和诗化，耐人寻味，往往使新闻检查官也束手无策，啼笑皆非。在文网森严、动辄得咎的国统区报纸中，别树一帜。

　　在编辑部我自认是个学徒，这家报纸比起西安、自贡的三家报纸来，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负责编日刊的社会新闻版，首先得学前辈张友鸾、程大千的诗词联语式的标题制作。既要讽刺幽默，又要蕴藉不露；过于“直白直”不留余地，就算不得好标题。好在我小时读过一点古诗文，依样画葫芦，总算有点像了。

　　《新民报》的社会新闻与其他报纸的社会新闻不同，除少量战报和重要消息登第一版外，当地的政治、经济、文教、外事、治安、市政……以至里巷琐事，民情风俗和重庆各个角落的花花絮絮都归这一版。虽然与别报一样也叫“本埠新闻版”，但着眼社会问题。报道面之广非一般官方报纸所能望其项背。而《新民报》上很少采用中央社的新闻稿，各种消息都是本报记者采写或选用外国通讯社电讯。这一特色，使得这样一张四开小型报始终能与几家大型报并驾齐驱，从来没有读者认为它是小报。

　　我接编社会新闻版后，编、记矛盾缓解了些。我是方推介的人，他自然处处为我讲好话。采访部方面因为稿子能及时刊载而很少被删改，对我也有好评。陈铭德和报社几位前辈如总主笔罗承烈、主笔“三张一赵”等也奖掖后进，都说一个初来乍到的新编辑，年纪才二十出头，如此老练，实属难得。陈铭德对我刮目相看，加意栽培，隔两三天写封信给我，夸我哪个标题做得好，哪篇稿子登得地位恰当，要我进城时常到七星岗他的总管理处去谈谈。陈铭德好交游，又是“美食家”。他有句自我调侃的笑话：“我陈铭德没有别的本事，就会请客吃饭。”战时文化人的生活艰苦，营养不足，他常常在七星岗山坡上的纯阳洞华一村私邸举行家宴，请编辑、记者中的得力人员去聚聚，打个“牙祭”。战前他家在南京时就有一个雅号，名叫鹣庐。这是1933年他与邓季惺结褵、一同办报时营造的住宅。从室名可知伉俪间感情弥笃。邓出身四川名门，擅长烹调，鹣庐的正宗川菜，自然出于她之手。后来几年中，周恩来也曾两次光临，与《新民报》同人共饮于此。承蒙陈老板见爱，我也曾多次到鹣庐吃饭，几位前辈报人和编记的中坚人物，都是先在这里相识，再有交往的。报社内部同人尊称陈铭德为“铭公”，罗承烈称“罗哥”，张恨水称“恨老”，张友鸾称“大先生”，赵超构笔名一个“沙”字，称“沙哥”……从来不作兴在称呼中用“官衔”，这也是这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人际关系的一个特色。

　　浦熙修作为记者的首领，她也知道社会新闻有较强的政治性，又是记者稿子的出路所在，因此对我也特别垂青，知道了我与石西民相识，关系更加密切了，邀我到她枣子岚垭犹庄的家里去吃过几次饭。茶余饭后，一同论文。我认为她的新闻稿观点鲜明，逻辑感强，就是不善于抒情；写景写人，也不生动，不及《大公报》的子冈。她说这个意见很中肯，今后一定要改。“怎么改呢？”我知道她学过绘画，劝她接近艺术，多读文学作品，培养感情生活。在新闻界，大家都叫她“浦二姐”，她比我年长十多岁，身材颀长，端庄清雅，笑靥上有一对酒窝，很是妩媚，而性格豪爽，熟悉了之后可以无话不谈。当时我已隐约地听说她的妹妹在延安，是彭德怀夫人，为此，她与中共办事处是很接近的。

　　石西民说：“我看你在那里工作很合适”

　　我在西安时已隐隐约约感到党的组织就在我的身边，但可望而不可即。我看到随着国共和谈，各党各派政治协商会议即将举行，一个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已经到来，共产党的上层活动自然也要公开化。重庆是政治中心，公开出版的中共党报《新华日报》是可以天天阅读的，还怕找不到党组织？我早已知道石西民在《新华日报》当采访主任，他与浦熙修常在一起采访新闻，关系很好。有一次进城时，我决定以同行兼同乡的身份到《新华日报》去找石西民，先与他取得联系。

　　那天，石西民听说是我找他，放下工作，从楼上下来。几年不见，他还记得1938年在家乡第一次相见的事。我们讲的是浦江方言，“南蛮舌”，旁人听不懂，得以畅谈。

　　过了个把星期，我又去找他。这天好像是中秋后几日，他问我工作情况，问我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爱好。我忽发奇想，讪讪地问他：“我能到《新华日报》来工作么？”他觉得奇怪，说道：“你在《新民报》不是干得很好吗，为什么要到《新华日报》来？”我说：“《新民报》虽好，但只是一家私人报纸，要求进步，还是《新华日报》好。”他认为我的想法不对，劝我安心在《新民报》工作。语重心长地解释道：“《新华日报》应当有许多党外朋友，配合我们的工作。孤家寡人是办不成大事的。《新民报》是一张进步报纸，是党报的友军。我看你在那里工作很合适，更能发挥作用。安下心来吧，不要好高骛远。再说，我们党还要派同志到这样的地方去工作呢，你怎么反而要跑出来。”我听了未免失望，有些懊丧，但仍然于心不甘，还是继续找他，但慢慢想通了，终于安下心来。

　　石西民知道我爱好文艺，有一天还带我到枣子岚垭张家花园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去，介绍几位作家与我认识。我记得那天文协机关门前摆了许多地摊，邵荃麟、葛琴夫妇正在那里变卖衣物、书籍，筹集盘缠，准备买舟东下。石西民见了他俩就介绍说：“这是我的小朋友、小老乡，他喜欢文艺，认识一下。”又对我说：“抗战初期他们都是在金华工作的，见过没有？”我听见过他们的名字，但不认识。文协机关里的人正在乱纷纷地收拾行李，准备复员。石西民又给我介绍了叶以群，他是文协的“内当家”。这位文艺理论家在指挥工友搬家具什物，忙得一头一脸的灰尘和汗水，实在没有时间陪我们说话。他问石西民：“老夏（衍）来过这里，他已经走了？”石说：“报社前天好不容易弄到一张美军军用机票，他以报社特派员的身份去上海了。”我知道夏衍与《新民报》有些关系，编过副刊，又是《新华日报》负责人之一。我看过他写的几个话剧，心里很惋惜，以没有机会识荆为憾。

　　有了这一层关系之后，我与文艺界的人也有了些往来，凡有戏剧、美术、音乐和文学界的集会，也得以应邀参加。有一次，陈白尘（当时他主编《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新编的政治讽刺剧《升官图》在抗建堂首演，周恩来轻车简从、满脸络腮胡子地进来看戏，就坐在第一排我的旁边，我们几个记者要起立让座，他笑着阻止：“别这样，大家随便些，我还要到后台去呢。”看了戏，又请他上台讲话，他称赞道：“是个好戏，要让更多观众来看看，这是社会现实。”《升官图》演了许多场，观众愈来愈多，国民党的许多政要也来看了，因为是喜剧，很夸张，引人发噱，他们看了哭笑不得，不好较真，也不好自己“对号入座”。但是，不久，还是找个借口禁了。

　　自此之后石西民与我有了联系，他常常把一些《新华日报》不宜发表或不能发表的新闻稿，经过浦熙修发到我们编辑部来，同时打电话关照我“设法见报”。假如在方奈何手上遇到阻挠，他要我疏通，务求放行。例如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秘书李少石（按：即何香凝之婿、廖梦醒的丈夫）在化龙桥去市区的公路上车速过快，撞伤在路边解溲的一个国民党军士兵，队伍中有人开枪泄愤，击中小车后厢，李少石竟伤重殒命。事件发生时，正值毛泽东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国共和谈在紧张进行之中，一时还不能确认是误杀还是蓄意谋杀，中共方面尚须调查研究。当晚，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如果不发消息公开此事，怕进退失据；如《新华日报》发消息，可能扩大事态，影响和谈。较稳妥的办法是由《新民报》先发一消息，俟有调查结论，再采取进一步措施。当天晚上，这条新闻稿发到编辑部时，果然被方奈何压下。他说：“为什么《新华日报》自己不登、反而要我们来登？”我按石西民的口径向他婉言解释，希望他顾全大局。他考虑了半晌，总算给我面子，勉强同意，但又要我“删短些，登得小些”。我没有按照他的话编发这条消息。他在大样上一见登得很大，而且全文照发，面露愠色。但也不便发作，因为我毕竟是他自己用进来的人，有了我，多少缓解了他与浦熙修为首的进步记者们的矛盾。李少石事件后来查明真相，证实确系误伤，开枪射击轿车的国民党士兵也受到了军法处分，事态没有继续扩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又发生了妇女运动领袖、胡愈之夫人沈兹九深夜回家途中遭暴徒狙击事件，幸未危及性命。那些日子她正在组织重庆妇女界、文化界的反内战运动，发生这样的暗杀活动显然是国民党特务所为。石西民要求我在社会新闻中发一消息，予以暴露，但又不宜张扬过甚。结果，我发了一个一栏的短新闻，标题是“黑巷枪声”四字，不作说明，读者自然心领神会。